伯明翰的雨下了整整一夜，克鲁斯堡剧院外的霓虹灯牌在雨幕中晕开一圈模糊的光，新闻中心里，记者们的键盘声像一群焦躁的雀鸟，啄食着刚刚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资格赛最后一轮的数据，大屏幕上的比分早已定格，但所有人都在等待——等待那个叫维尼修斯的巴西裔英国选手走进来,等待他开口。
维尼修斯走进发布厅时，领结已经松开，搭在衬衫领口像一道疲倦的伤口，他在麦克风前坐下，先看了一眼自己放在桌面的手，那双手刚刚在第十七局打出了一杆被解说称为“灾难性”的防守，也曾在第六局轰出单杆112分——本届资格赛他的最高分，也是唯一一次破百，此刻那双手安静地交叠着,像两只终于停止争斗的兽。
“单杆最高分定格在112，”有记者单刀直入，“距离你上一次在排名赛打出破百已经过去十四个月，你是否承认，自己的竞技状态正在不可逆地下滑？”
维尼修斯抬起头，眼窝在灯光下投出很深的阴影，他笑了一下，不是苦笑，是一种极缓慢的、从身体深处浮上来的表情。“十四个月，”他重复道，“你知道这十四个月里我击打了多少次母球吗？”他顿了顿，目光穿过记者席落在某处虚空，“大约六十万次，每天六到八个小时，健身房两小时，理疗一小时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，下一次破百什么时候来，然后它来了，在伯明翰，在这个雨夜，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。”
那是第六局，对手率先拿到五十四分后防守失误，留下一个长台机会，维尼修斯说，他当时只看见了一条线，一条从白球到红球、从绝望到希望的、细如发丝的线。“我趴下去的时候，听见自己的心跳像打桩机，但当我出杆的瞬间，一切都安静了，我知道那颗红球会进，就像我知道太阳会在明天升起一样。”他的声音很平稳，但握在一起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，“112分，我没有感到兴奋，我只觉得，对，就是这个，我还能做到。”
然而比赛最终还是输了，在决胜局，他连续三次解斯诺克失败，送给对手十二分，那个被反复播放的画面里，他弯着腰站在球台边，球杆垂直抵着地面,像一根不肯倒下的旗杆。
“赛后你第一次发声，说了一句话，”另一个记者翻动手机，“你说，‘我从未想过放弃，但放弃也许从未想过离开我。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维尼修斯沉默了片刻，雨点打在发布厅顶棚的声音忽然变得清晰，像无数细小的指针在表盘上跳动。“意思是，”他慢慢开口，“我已经过了那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年纪，我开始接受，有些球你就是会失误，有些机会你就是会错过，有些时候，你拼尽全力打出的最高分，仍然不足以让你赢下比赛，但这不代表你输了。”他松开交叠的手，掌心向上，露出常年握杆磨出的厚茧，“斯诺克教会我的不是如何赢，而是如何在输的时候，依然相信下一杆会更好，112分不是终点，它只是一个刻度，只要我还站在球台边，这个刻度就会继续长高。”
发布会结束时，雨已经停了，维尼修斯起身，在门口回头望了一眼空荡荡的媒体间，然后他走出克鲁斯堡剧院，潮湿的街道上，新一天的晨光正从云层背后艰难地渗出来，他戴上耳机，慢慢走进那片还很微弱的光里，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哪里，也许只是回到训练房,继续六十万次之后的第一杆。